在思想禁锢的年代，所有私人经济都被定性为资本主义性质，个人哪敢做生意当老板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即使政策放开了，许多老百姓仍心存疑虑，个体户甚至被人鄙夷地称为“街边仔”。然而看看今天，人人崇尚创业者，个个争着当老板，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真正富了一大片。

　　借此之际，本报投资版推出本栏目，追寻广州第一代百万富翁们的创业足迹，以此追忆伟人，以此解析第一批开拓者们的创业精神，以此鼓励后来者。

　　创业背景

　　●1979年：第一批正式的个体户产生。

　　标志：2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批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：“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，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、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。”

　　数据：1979年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。其中广州不超过1000户。

　　●1980年：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。

　　标志：8月，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，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，一切守法个体劳动者都应受社会尊重。

　　●1981年：个体户可请帮工。

　　标志：7月，国务院发出《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》，要求保护个体经营户的正当经营、合法收益和资产，规定个体户经工商局批准可请1至2个帮工，个体技师可带最多不超过5个学徒。

　　数据：年底，全国个体户达101万人。

　　●1982年：“保护个体经济”入宪。

　　12月，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《宪法》，规定：“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。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。”

　　陈兴昌夫妇

　　近50年的时光，陈兴昌已经习惯了广州的一切，但他那浓浓的宁波腔，仍“乡音未改”。虽然已经85岁高龄，陈兴昌仍与妻子共同打理着自己的童服事业。从小在某名服装店帮工学艺，28岁到广州，5年后创业，1979年藉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曙光，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。1989年，他在广州第一个领到了私人企业营业执照，号码为0001。

　　创业初期被人称作“街边仔”

　　陈兴昌是宁波人，早年在上海一个知名的西服店里当裁缝，现在市面上的某些西服品牌，就是从大上海当时的一些名店发展而来的。当时上海的服装业较为兴旺，而广州在此方面并没有什么起色。于是，1947年，当陈兴昌的妹妹南下到香港时，他也一同到了广州这个服装的“处女地”。

　　开始时，只是一个“穷小子”的他只能给人打工。1952年，他和同样熟行的妻子商量自立门户，开起了“夫妻店”，因为当时大家都逐渐不穿西服了，所以他们的“业务”大部分都是加工时装。“不过因为手工制作，一套衣服要花上两三天，那时当然不可能赚大钱，只当是糊口。”谈到过去的艰辛，陈兴昌只是淡淡地一笑。

　　然而，在改革开放以前，老百姓对“个体户”都很鄙夷，这是商业社会所不能理解的。陈兴昌谈到这里，立即收敛了笑容，脸色变得凝重起来：“现在的人们无法体会当时人们的观念。”那时大家管他叫“街边仔”，邻居看他不顺眼，极少有朋友跟他接近。就连儿子成年后也难以找到对象，因为大家一听说是“街边仔”的儿子，就避之惟恐不及。辛苦、贫困，并未令陈兴昌一家放弃创业的念头，但不被社会所接受，得不到别人的尊重，那种伤害却让他回忆起来至今仍无法释怀。

　　1979年以后，中国发生了巨变。当时广州做服装生意的人并不多，而且大多数人对时局仍不放心，不敢放开做生意。陈兴昌却雷厉风行，敢想敢干，在别人对新形势忐忑不安时，他已经在这一年到工商局注册，成为改革开放后广州市第一批正式个体户。

　　当年广州四个百万富翁之一

　　1980年国家提倡计划生育。虽然大部分家庭还不富裕，父母们却把心都贴到了孩子身上。陈兴昌看好这个市场，1984年开始转做童装生意。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，陈兴昌和妻子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，直到生意上了轨道，才慢慢将睡眠时间增加到5个小时。

　　现在做童装难的是市场，当时难的是款式设计。由于国内极少有专门的童装企业，没有任何模式可学习，陈兴昌运用做时装的“底子”，买来香港和国外的设计书学习，自己再进行创新，渐渐创出了自己的风格。而当时广州是全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，许多外省客人到广州参观、购物，见到陈兴昌的童服，不由一阵惊喜。在1981年~1982年期间，甚至有人连夜排队抢购童服。

　　据熟知广州商业变迁的老广州人说，1985年前后，陈兴昌已经与另外3名企业家并称为广州的4大百万富翁了。

　　如今，陈兴昌的产品远销海外和外省市场。即使已经85岁高龄，陈兴昌心却不老，他说，从去年他就开始试运营时装店，效果颇好，因此他下一个目标就是进行时装设计、生产和销售，在做好童装基础上，他还要再创业。